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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有衡州市吗？
河北省是否有衡州市：没有，国内没有衡州这个城市。征服中的衡州是指湖南的衡阳。
衡阳：为湖南省辖地级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因山南水北为“阳”，故得此名；又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栖息于市区回雁峰，而雅称“雁城”。
清朝时期湖南衡州府大一湾是现在湖南什么地方
衡州是衡阳的古称，历史上曾有衡州府，存在546年历史，管辖范围是现在湖南省的衡阳市、永州市和郴州市局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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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府志》清光绪元年[1875]出版，作者是饶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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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交通概况
可从“南海Ⅰ号”出土看到宋朝繁华的交通 梦回宋朝：繁华之都——“南海Ⅰ号”的那个年代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国》条注曰“**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I号”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号”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宋船模型生活：有点奢华
“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
——宋·丘濬《赠五羊太守》
鎏金腰带、精美化妆盒，这些从南海I号出水的生活用品，将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
一千年前的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居民，一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实很奢华。
今天的人买辆“本田”基本就是高级白领。那时的林冲，放在今天，说不定还不爱坐高级写字楼，他买一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万元。
《水浒传》中写林冲买刀一段如下：
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
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贯成交。一贯为一千文铜钱，一文铜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毛5到2毛，一贯钱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千贯可不就是15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宋朝商业高度发达，所以公务员工资也比较高。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交易额即达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也就是说1041年至1048年，全国每人年商品贸易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一文中叹道：“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做点小生意也穿名牌，农民也穿意大利皮鞋，这说明，宋人生活确实小资。
宋代的娱乐业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她们基本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造诣深的，又数“官妓”最为人仰慕，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出众超群，基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广州当时虽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么说，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大中城市，一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
唐宋广州聚居大量外国人，唐时据说有10多万。岳飞的儿子岳霖曾任广州地方官，岳霖儿子岳珂到广州来旅游时，四处交游，经常去外国人聚居区泡。他得出一条经验，外国商人中以蒲姓商人为身价最高，生活奢华。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了一次货，全是象牙、犀牛角这样的奢侈品，结果广州市舶司一下子还买不起，还得分期付款，然后拍卖一半货物，才能把蒲亚里的本钱付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响，广州的官员和有钱人，就像现在香港人请一个菲佣一样，蓄养一个“鬼*”(黑人)干家务活。南宋时浙江温州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卸职后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里面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朱彧《萍洲可谈》里也说“广(州)中富人多畜鬼*，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谓之昆仑*”。由此可见，黑*买卖唐宋以来就很盛行。至于后世不断有论说广东人有黑人血统，大概也是据此捕风捉影，开开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瓷器碎片
鎏金腰带
衡州市是哪个省
截至2019年，没有衡州市，与衡字形相近的有衢州市，衢州市属于浙江省。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源头、浙闽赣皖四省边际，市域面积8844平方公里，辖柯城、衢江2个区，龙游、常山、开化3个县和江山市，人口258万。
衢州是一座生态山水美城。因山得名、因水而兴，仙霞岭山脉、怀玉山脉、千里岗山脉将衢州三面合抱，常山江、江山江、乌溪江等九条江在城中汇聚一体。
衢州是一座开放大气之城。南接福建南平，西连江西上饶、景德镇，北邻安徽黄山，东与省内金华、丽水、杭州三市相交，历来是浙闽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
扩展资料：
衢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考古资料表明，远在五、六万年前，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丛林密布，是一个鸟语花香、马嘶鹿鸣、猿啼虎啸、野牛成群、野猪结队的原始天地。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西周三代这里属于越之地。春秋初为姑蔑国，后为越国西部姑蔑地，县治即今龙游。东汉初平三年（192）析太末置新安县，衢县自此而建。
南朝陈永定三年（559）一度置信安郡，为衢地设领县建制之始。唐武德四年（621）置衢州，旋废；垂拱二年（686）复置，此后千余年，止1949年解放，衢城历为州府路道区的治署所在。
1949~1955年是浙江省衢州专员公署驻地，1985年建为省辖市。
1958年巨化前身的衢州化工厂成立，成为国家化学工业基地之一。
1994年衢城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18年12月获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称号。
参考资料来源：衢州市人民**—市情概况
谁告诉我耒阳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变迁？谢谢，加急！在线等！
耒阳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发明人蔡伦的故乡，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城，因地耒水而得名。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耒阳境内已有人类生息繁衍。 战国时代属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耒县，因耒水而命名，隶长沙郡。《嘉庆一统志》载：“耒阳故城，在今县东北四十五里。”具体地点失考。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分长沙郡北境置长沙国，南境置桂阳郡，改耒县为耒阳县，隶桂阳郡。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景帝后元二年（前142），诸王朝帝，舞拜，定王动作吊滞，帝问其故，刘发答：“臣国小地狭，不足以回旋。”景帝喜其对答，即诏令增益武陵、桂阳。自此，耒阳县随桂阳郡归属长沙国。 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改耒阳县为南平亭，隶南平郡（桂阳郡改）。 东汉建武年间（25-36），废南平亭，复耒阳为县，隶桂阳郡，属荆州刺史部。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刘备南征武陵、零陵、桂阳、长沙4郡，次年领荆州牧，建安十六年，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桂阳等郡，耒阳隶属刘备治下的桂阳郡。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孙权争荆州，后和解，以湘水为界，东部的江夏、长沙、桂阳3郡归孙权，西部的南郡、零陵、武陵3郡归刘备，耒阳改属孙权治下的桂阳郡。 三国时，耒阳一直是吴国的属地。吴孙亮太平二年（257），析耒阳县为4县：舂陵水以西之地置新平、新宁二县（即今常宁县），耒水以西、舂陵水以东之地置梨阳县（不久改名利阳县），耒水以东这地仍为耒阳县。新平、新宁、犁阳三县隶湘东郡（郡治衡阳），耒阳且隶桂阳郡。西部均属荆州。 西晋，今耒阳境内有耒阳、利阳二县，前者隶桂阳郡，后者隶湘东郡（郡治衡阳），两郡均上属荆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撤利阳并入耒阳，隶桂阳郡，属江州。 南北朝时，南朝宋，齐至梁天正元年（420-551），耒阳县隶桂阳郡，属湘州。梁元帝时（552-554），迁耒阳县治于 山口（一作鳌山口，即今大陂市），改隶湘东郡（郡治衡阳），上属湘州。陈朝未变。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耒阳县更名为耒*县，县治仍在 山口，隶衡山郡（湘东郡改，郡治衡阳），属荆州。 唐武德四年（621），复名耒阳县，治所迁回汉晋故治，即今砂耒阳城，隶衡州（州治衡阳）。贞观元年（627）起，上属江南西道。 五代十国时，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封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为楚王，史称南楚，建都潭州（今长沙市），辖地囊括全湖南及广西东北部分。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共45年（907-951），耒阳为马氏楚国属地，直隶衡州（州治衡阳）。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马氏旧部赶走南唐军，占有南楚湖南部分土地，臣服后周，耒阳仍隶衡州（州治衡阳）。 宋朝，改名为来阳县，隶衡州衡阳郡（州、郡治衡阳），属荆湖南路安抚司。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因耒阳民众繁富，升为州，直隶湖广行省湖南道宣尉司（道治衡阳）。 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耒阳因遭兵灾，人口骤减，复降为县，隶衡州府（府治衡阳），属湖广布政使司。 清朝仍为耒阳县，隶衡州府（府治衡阳），属衡永郴桂道（初为衡永郴道，道治衡阳）。 **3年（1914），改衡永郴桂道为衡阳道（道治衡阳），耒阳隶衡阳道，属湖南省。**11年（1922），废道存省，耒阳县直隶湖南省。**26年（1937）12月，湖南省分置9个行政督察区，耒阳县隶湖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29年4月，将全省改划为十个行政督察区，耒阳县隶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行政中心为衡阳）。**33年7月3日，日军侵占耒阳城，县**决定迁往上堡街（今属黄市镇），后迁严塘镇（含属长冲乡）。次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5日境内日军缴械，耒阳光复，县**迁回县城。 1949年10月7日耒阳解放，12日成立县人民**，隶衡阳专区。1952年11月，衡阳、郴县、零陵三专署合并成立湘南行署（行署驻衡阳），耒阳隶湘南行政区。1954年7月，撤销湘南行署，改设衡阳、郴县两个专署，耒阳隶郴县专区（1960年改名为郴州专区，1979年更名为郴州地区）。1983年7月1日，划归衡阳市。 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耒阳县改为耒阳市，由省直管。仍以原城关镇为市区范围。1989年3月，撤销城关、灶市2镇，设置蔡子池、水东江、灶市街3个街道办事处，并将三架乡的五里牌村、梅桥村划归蔡子池街道办事处管辖，三架乡的锡里村民委员会21个村民小组、余庆乡的联平村民委员会11个村民小组划归灶市街道办事处管辖。3个街道办事处共辖8个居民委员会、16个村民委员会。